由于種種原因，政治學基礎研究在當下存在著研究者日益減少、發(fā)表困難、社會同行認可度低等困境。許多同行前輩通過反思把原因歸結于學術體制、期刊評價、經(jīng)濟效益等外部因素，并常常號召年輕學者“坐冷板凳”，甚至上升為學術功底是否“扎實”的問題。政治學基礎理論發(fā)展困難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混淆了學科性質(zhì)，把政治學基礎研究當作對思想家的闡釋。建構中國特色的政治學自主知識體系，首要的是確保學者生產(chǎn)的是知識而不是口號、讀后感和啟示錄。

規(guī)范的還是實證的

在政治學和公共管理學界，常有這樣一種說法，“政治學為公共管理提供理論基礎”，“政治學理論為政治學其他二級學科提供理論基礎”。然而，現(xiàn)實情況往往是在沒有政治學基礎理論的參照下，中國政治、比較政治和行政管理學的同行依然可以做出杰出的研究。我們不僅要反躬自省，政治學理論研究給其他學科提供了什么樣的基礎？

一是國內(nèi)當下的政治學基礎理論研究，實際上多是政治哲學規(guī)范性的基礎理論，而不是政治科學的基礎理論。自20世紀政治科學興起以來，以實證研究方法為核心的政治科學迅速成為西方政治學的主流，在相當程度上解決了以前僅靠哲學思辨而難以解決的問題。例如，我國學者提出的“壓力型體制”的分析框架已被國內(nèi)外學者廣泛接受。它既不是取自某個西方思想家的原著，也不是從諸多正式的政治文本中“解讀”出來的，卻給許多公共政策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解釋框架。然而，這樣的研究往往不被歸入“政治學理論”的范疇，多被視為中國政治研究的成果。這就導致了政治科學的基礎理論研究沒有被認真對待，事實上也造成了實證研究的碎片化。

二是，這一重中之重的“基礎學科”也無法給政治學規(guī)范研究帶來可靠的保證。我國學術界長期把思想史研究和政治學規(guī)范研究混為一談，主要的工作就是經(jīng)典思想家的文本翻譯、思想家介紹、概念史梳理等。一方面，我們積累了大量的翻譯、介紹和闡釋性的成果，以至于在向二流、三流乃至不入流的思想家和文本進軍。另一方面，我們卻無法脫離經(jīng)典思想家說話，要么對思想家的政治立場爭執(zhí)不下，例如“馬基雅維利是共和主義者還是專制主義者”，要么對思想家或思想派別進行派別歸類，例如“中國古代儒家是否擁護專制”。前者的情況類似于收集和處理了大量的食材而不烹飪；后者雖然進行研究，重心卻在考察食材的基本成分、產(chǎn)地環(huán)境、是否人工屠宰等?？傊@些思想史研究總是圍繞食材打轉，而不進行烹飪，自然也不可能為政治學的同行提供“可食用”的學術產(chǎn)品了。

政治學基礎理論應該分為實證性的政治科學理論和規(guī)范性的政治哲學理論。對于前者，中國學者已在實證研究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未被納入政治學基礎理論的范疇。就后者而言，政治學界已經(jīng)意識到思想家注解研究的局限，但還未對如何開展規(guī)范研究形成共識。一個有啟發(fā)的案例是政治哲學的近鄰倫理學，某學者對“同意”問題的分析，認為“兩分論”比主觀論、行為論和綜合論更為合理。此類研究就可以給經(jīng)濟倫理、政治哲學乃至司法審判提供知識參考。

何種思想為何基礎

聚焦規(guī)范層面的政治學基礎理論發(fā)展，在明確學術定位以后，就需要聚焦操作層面。在這個層面上，無法繞開的一個關鍵問題是“如何對待經(jīng)典思想家”。政治思想家之所以被稱為思想家，而不是文學家和革命家，就在于文本有鮮明的學術性而非立場性。一方面，規(guī)范理論不存在絕對意義上的對錯問題，而且對根本問題的關心古今變化不大，因此必然不能是非此即彼式的更新?lián)Q代。另一方面，政治思想之所以不是文學思想，政治思想之所以不是政治觀點和政治情緒，乃是因為理論的系統(tǒng)性與合理性。不幸的是，“絕對主義”和“相對主義”的兩種極端化理解恰恰指導了兩種具體的本文研讀方式。

施特勞斯學派對“永恒真理”的執(zhí)著追求構成了對思想家文本的崇拜。施特勞斯認為，“思想史家的任務是像以往思想家理解自身那樣去理解他們，又或者是根據(jù)他們自身的解釋復活其思想。放棄這一目標，就相當于放棄思想史中唯一可行的‘客觀’標準”。拋開能否以及如何實現(xiàn)像思想家自身那樣理解的懷疑，需要問的問題是，有必要如同思想家本身的理解去理解文本嗎？

這里有兩層質(zhì)疑。其一，作者就是文本的最合適的解釋者嗎？文學創(chuàng)作和文學研究實際上是兩回事，文本一旦創(chuàng)作出來，就有了自身的生命力。作者誤解自己作品中的情節(jié)和人物是十分常見的現(xiàn)象。因此，施特勞斯所謂的“文本崇拜”實質(zhì)上乃是“作者原意崇拜”，以至于這個原意和文本矛盾之時要訴諸“隱微的教誨”這一神秘手法。其二，政治哲學文本本身的價值在何處？哲學的魅力在于說理而非對某種政治價值的獨斷，政治哲學文本的真正價值在于對根本政治哲學問題的系統(tǒng)分析、合理論證，而任何論證和分析都有可以改進之處。施特勞斯派把政治理論的工作處理成解讀經(jīng)典文本的文學事業(yè)，進而通過“永恒”的方式斷絕了政治理論發(fā)展的可能性和調(diào)試性。古典政治哲學的追求實際上是對政治哲學的窄化，對經(jīng)典的崇拜也不能真正克服相對主義的危機。

劍橋?qū)W派對“真實歷史”的追求，則存在消解一切政治規(guī)范、走向相對主義的風險。斯金納認為，“所有的哲學文本，不管它們有多么抽象，都是一種論戰(zhàn)性的介入，都是在參與當時存在的辯論，因此在哲學與意識形態(tài)之間并沒有一種絕對的分別。如果所有哲學文本都是朝向公共領域的社會行動，那么我們最終得到的不是某個個別作家的文本，而是話語，要理解其中一個文本就必須同時理解其他所有文本”。斯金納把研究的支點從“文本”移到了“語境”，似乎是為了克服文本崇拜帶來的真理獨斷。然而，“話語”帶來的不確定比“文本”更多，距離哲學道理也更遠。筆者并不否認斯金納具體研究方法對歷史真實的挖掘，對思想家的闡釋要比單純的文本解讀更進一步。然而，問題是政治學規(guī)范理論不是靠“政治話語”史料的收集和分析就能解決的，對于歷史真實而言，僅僅是經(jīng)典作家文本及其智識語境的還原，也很難做到他們宣稱的“以筆為劍”，后者需要證明觀念是如何真實影響社會的。

國內(nèi)學界對兩個學派研究方法的崇拜，從根本上講是缺乏對政治學規(guī)范理論的學科自覺，以至于在借鑒文學闡釋學和歷史語境分析法的同時，將二者背后的學科目標也挪移過來。對政治學經(jīng)典文本的研讀，既不能像文學那樣追求經(jīng)典文本背后永恒的人文精神，也不能處理為理解歷史上社會觀念的“史料”。實事求是地說，兩種研究取向的確可以給人帶來“人文熏陶”和“歷史真實”，但是對于政治學基礎理論的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來說，實屬“走錯了片場”。

規(guī)范研究的理論資源與理論能力

當我們走出思想家崇拜以后，應該圍繞政治哲學的“一階問題”開展研究。所謂一階問題就是直接對政治問題進行規(guī)范判讀的研究，而不是思想家對該問題的表述和分析。例如，我們應該研究“自然權利好不好”，而不只是“霍布斯主張不主張自然權利”。然而問題卻接踵而至，我們?nèi)绾芜M行“一階問題”的規(guī)范研究呢？其一，研究的資源從哪里來；其二，研究是否成功的標準是什么。

關于研究資源如何來的問題，我們可以借鑒羅爾斯思考正義理論的方式：“有時改正契約環(huán)境的條件；有時又撤銷我們的判斷使之符合原則，我預期最后我們將達到這樣一種對原初狀態(tài)的描述，它既表達了合理的條件；又適合我們所考慮的并已及時修正和調(diào)整了的判斷這種情況，我把它叫做反思的平衡?！比绻@里思考的不是正義問題，而是其他一些政治哲學問題，我們可以把羅爾斯這里說的“條件”與“原則”一般化為“客觀環(huán)境”與“規(guī)范理念”。前者表現(xiàn)為某種客觀的約束條件，例如已知的歷史條件、政治學經(jīng)濟學的基本規(guī)律、某種特殊的社會機制。沒有這一點，政治哲學研究將成為無休止的理念之爭，乃至政治神學之爭。后者不僅表現(xiàn)為我們熟知的公平、正義、權利等基本價值，而且是這些基本價值強弱不同的規(guī)范組合，這些規(guī)范組合無論如何都必然是在一定的社會結構和社會規(guī)律下得以實現(xiàn)的。

由此，我們得出學者在進行規(guī)范研究時的兩類理論資源和一種理論能力。兩類理論資源中，一類就是社會科學和歷史學知識，對政治學規(guī)范研究而言，就是政治科學研究的基本結論和最新突破。如果我們對政治科學、歷史學的實際知識一無所知，那么所謂的規(guī)范研究自然就只是概念的推演、理念的宣傳而已。另一類就是已有的規(guī)范理念，對于政治哲學而言，就是已經(jīng)成熟的由哲學家論證的規(guī)范體系。對于規(guī)范研究而言，我們不能僅訴諸自己的道德直覺，更需要已有思想家對政治規(guī)范的體系化論證，包括但不限于必要的形而上學假設、認識論方法、宗教背景等。一種能力，就是把兩類資源結合在一起的論證新規(guī)范體系的能力。政治哲學需要發(fā)展的根本原因是，隨著時代的進步，已有的規(guī)范體系不足以滿足新政治系統(tǒng)的需要，政治哲學家的理論創(chuàng)新就是對特定環(huán)境下的政治體系給出新的規(guī)范，進行新的論證。

在具體的研究方法上，除了“語境—闡釋”范式——也即更好地理解思想家之外，更重要的工作是圍繞規(guī)范理論基礎問題的“命題—論證”式研究，也只有后一種研究才能真正讓歷史上的經(jīng)典思想煥發(fā)活力。在真實的學理研究中，解讀思想家和論證規(guī)范命題是難以分開的，這就需要研究者一方面認真對待已有的思想家，同情性地理解思想家可能的理論貢獻，而非標簽化地接受或排斥某種思想論證；另一方面又不能陷入“思想家崇拜”，輕易地把思想家的思想當作永恒的真理或者自身立場和情緒的“代言人”，最終導致政治哲學的“諸神之爭”。

發(fā)展中國自主的政治學知識體系，已有許多學者展開了精彩的論述。然而，如何拯救政治學基礎理論研究，相對于政黨研究、國家治理、田野研究等具體分析的頹勢，一直鮮有討論。強調(diào)基礎理論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如何避免思想家崇拜，避免“口號型”和“標簽型”研究，走出一條學者認可、操作性強的具體研究道路，可以說任重而道遠。

原文鏈接：https://article.xuexi.cn/articles/index.html?art_id=9038080099105247602&item_id=9038080099105247602&study_style_id=feeds_default&t=1726303604694&showmenu=false&ref_read_id=5b6707a0-aebc-4c41-ba1c-9631ed7e9ac7_1726707508978&pid=&ptype=-1&source=share&share_to=wx_sing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