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研究集成·十二本紀》是匯集中外學者從古至今研究《史記》的精華成果的集大成之作。這是《史記》學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巨著，必定開創(chuàng)《史記》研究的一個新時代。”在《史記研究集成·十二本紀》首發(fā)式暨研討會上，北京大學教授、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guī)劃領(lǐng)導(dǎo)小組副組長安平秋先生在視頻發(fā)言中，這樣評價《史記研究集成·十二本紀》的出版意義。

《史記研究集成·十二本紀》首發(fā)式暨研討會由陜西省政府參事室、中國秦漢史研究會、陜西省韓城市委市政府主辦，西北大學出版社、陜西省司馬遷研究會等單位協(xié)辦，于10月26日在司馬遷故里韓城市召開。中國出版協(xié)會理事長、原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署長柳斌杰出席會議并致詞，中國詩詞學會會長、原文化部副部長鄭欣淼以書面發(fā)言，西北大學名譽校長張豈之以視頻發(fā)言的方式，對《史記研究集成·十二本紀》的出版表示祝賀。

《史記研究集成·十二本紀》是“十三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guī)劃項目、國家出版基金資助項目《史記研究集成》的階段性成果，趙光勇、袁仲一、呂培成、徐衛(wèi)民擔任主編，共12冊，560余萬字，由西北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書以中華書局1959年版點校本《史記》為底本，參考中華書局點校本《史記》修訂本。所收資料，上自漢魏六朝下迄21世紀初，均為歷代有代表性的《史記》研究觀點，涵蓋中國歷代《史記》研究的文獻資料、考古資料、海外漢學研究，并吸收當代最新研究成果，以時間為序，以匯校、匯注、匯評的編纂方式為綱，全面展現(xiàn)了近兩千年《史記》研究成果，并插入“編者按”，表達編者的個人見解。每冊前有“題解”，后有“研究綜述”和“引用文獻及資料”，總結(jié)《史記》研究的學術(shù)脈絡(luò)。

“《集成》可說是《史記》學的第四次‘結(jié)集’。”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中國秦漢史研究會副會長孫家洲說。他回顧了《史記》學“結(jié)集”的歷史：北宋時，南朝宋裴骃《史記集解》、唐司馬貞《史記索隱》和張守節(jié)的《史記正義》合為“《史記》三家注”，是《史記》學的第一次“結(jié)集”；清梁玉繩《史記志疑》是乾嘉史學的代表作之一，也是《史記》學的第二次“結(jié)集”；日本學者瀧川資言1934年出版《史記會注考證》，以及水澤利忠1957年推出《史記會注考證校補》，可視為《史記》學的第三次“結(jié)集”。他認為，作為《史記》學的第四次“結(jié)集”，《集成》體例上頗多創(chuàng)新，內(nèi)容上頗多開拓，令人稱道。

“《史記研究集成·十二本紀》就資料性、學術(shù)性而言，已全面超越前人，具有里程碑意義。”南京師范大學教授、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會長趙生群高度評價該書。他尤其贊賞《集成》對當代考古成果的大量采用，“如《周本紀集成》結(jié)合出土文獻和相關(guān)研究說明周族名稱之由來，《秦本紀集成》根據(jù)考古發(fā)掘資料介紹了韓城梁帶村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芮國墓地和故武城遺址情況，《秦始皇本紀集成》引用湖北睡虎地秦簡有關(guān)秦王政二十年整頓風俗的資料，等等，都彌補了依托傳世文獻開展研究之不足”。

作者代表徐衛(wèi)民、張新科、田大憲、呂新峰等出席研討會，從不同角度回顧了《史記研究集成·十二本紀》的編纂歷程?！?934年，日本學者瀧川資言完成《史記會注考證》后，被公認為是《史記》研究的里程碑，從而將《史記》研究的制高點放到了日本，這對中國學術(shù)界來說無疑是莫大諷刺。正是有感于此，中國特別是陜西省的一批學者在上世紀90年代啟動了《史記研究集成》的編纂工作，期盼藉此把《史記》研究推向一個新高度，把《史記》研究的中心爭取到中國來?！蔽鞅贝髮W文化遺產(chǎn)學院教授徐衛(wèi)民說。二十多年來，《集成》編纂者備嘗艱辛，經(jīng)歷了多位主編、編者謝世，以及更換出版單位，終于得見第一批成果的面世。

西北大學出版社社長馬來告訴記者，他們將積極推進相關(guān)工作，讓《集成》的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等部分盡早定稿和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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